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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来窥山

一个人仅有此生是不够的,他必须拥有诗的世界。

 
 
 

日志

 
 

我这一辈子  

2012-03-07 22:50:23|  分类: 汪复林:平淡人生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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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生

我出生在1936年4月(丙子年三月廿一)

家父是上海邮政管理局的职员,岗位稳定待遇尚可,在那个年代与铁路职工同属“铁饭碗”,虽然当时全家人口已有五个,仅靠父亲薪金供给,仍称得上是“小康人家”。

当年父亲一年有一个月的休假,我出生那年,他积存了六年的假期,共有半年,索性将全家带到杭州度假,其实,老家(安徽休宁县商山村)正闹“红军”,祖父有些田产,为躲“红”也搞携了叔、婶、姑等一大家到杭州来,当时还有姑婆一家,都是租房住,这一年大堂兄(汪国栋)也凑着与王文华在杭州结了婚。

我平安降生后,爸爸一天又没事,除了偶尔打打“麻雀”(麻将)外,也常到外面走走,他喜欢步行,而且速度较快,据说有时一天竟绕外西湖走一圈,足足六十里路哩!

童   年

在杭州出生几个月后,我们即随父回到上海家中,住址是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成都路广仁里3号。这是座三层楼的住宅大院,有个较大的天井,住家有二、三十户,其中徽州休宁县人居半,其他有广东人、宁波人等,我家住底层,占两大间,估计每间约二十多平方米,室内都是红木家俱。

在这间屋里度过了我的童年,由于上海沦陷,我家的日子从小康之家急速转而为穷困之家。小康的日子对我只是听大人们诉说才知道,而穷困的日子则是亲身感受。

姐姐寿宝比我大六岁,回到上海的秋季就开始上学,哥哥复来比我大二岁。比我小的妹妹们则是两年一个、两年一个地陆续出世了,她们是寿珊、寿娟和倩华。人口增多,孩子又逐渐长大,一个跟一个地上学。本来家庭负担就逐渐加重,再加上小日本的压榨,物价飞涨,连邮政局的上佳职业收入也难以承担了。

印象中当时一日三餐都难以维持,最困难时两天才能吃上一顿大米干饭,其他除了吃粥外,多是用杂面( 共和面)做的“面疙瘩”,南方人不擅面食,加之面又不好,掺了不少麸皮,只好吃些与菜相伴的“疙疙瘩瘩”,早餐更是凑合,有个烧饼就算是好的了。

艰难的生活一天天混着过,遇上身体不适,患上疾病就更加困难,比我小四岁的寿娟就因患了一场一般疾病,因无钱医治,给拖死了,剩下我们五个姐妹兄弟都较瘦弱,但总算较健康地一个个地都活了下来。有时经济紧张,连保姆的工资也拖欠着,时而还要典当或出售些家中“存货”才能过“日子”。

除了吃的艰难,还要但惊受怕。当时上海早已沦陷,但小日本还要吓唬老百姓,经常让飞机低空掠过,有时竟将我们三层楼顶的瓦片都吹掠满地。除了日本人祸害外,还有地痞、流氓捣乱,记得有一年的一个夏天傍晚,满院的大人、孩子都在天井里纳凉、吃饭,忽然从外面闯入两拨人马,手拿刀棒,一伙跑,一伙追。眨眼间,就上了楼,进了房,大人们慌忙招呼孩子,还没等回过神来,那两伙人又从楼上跑了下来,很快就出了大门,楼上、楼下,屋里、屋外一片狼藉,等到各家各户回到各自屋里收拾,才发现一些重要、值钱的东西已被席卷走了!

我六虚岁就上学了,上了一学期幼儿园,就进了大华小学念一年级,一直念到三年级。念书的印象已经淡漠,只记得我们上学为抄近路经常钻个铁栅栏,有一次放学回家钻栅栏时,来了一条大狗,我在最后,竟被它咬了小腿,迄今还留下了一个疤痕。

 

商 山 十 年

 

我九岁到商山,十八岁休中毕业别离故乡,在商山连头带尾呆了十年。

逃难到商山

在上海沦陷后的日子过得实在越来越艰难了,拖到一九四四年秋天,为生计,双亲终于下了决心。父亲与姐姐(已读中学)暂留上海,其余我们兄弟姐妹四人由母亲带着与堂姐夫(程楚旺)一家搭伴逃难回故乡——安徽休宁县商山村。

由上海乘火车到杭州后,堂姐夫设法包租了一条大木船,我们两家人,小孩七八个,大人三、四个,均住在底舱里,船家还装了些货物,甲板上东西不多,挂着帆蓬。当年这种客货混装的木船在新安江上行驶很多。上水的船除风相助外,主要靠竹篙撑、木桨划,因是逆水行驶,速度较慢,有些地段还要船夫上岸去背纤,个别急滩浅水处,男人和大孩子也要上岸行走以减少船的载重,船行得很艰苦,特别是穿越日占区和蒋管区的封锁线(当在浙江建德附近)时。趁着天黑,船家早早招呼我们躲进底舱,不要出声,悄悄地快速划着。虽然我们呆在舱内,一点不知外面动静,但听着江面不时传来的枪声,也把我们吓出一身冷汗!

从杭州到屯溪二百多公里的水路,木船行驶了九天九夜,能安全到达已是万幸了。这条航路就是如今著名的富春江——千岛湖旅游风景带,“千岛湖”只是半世纪前修建的新安江水库,大坝截水,抬高了水位,当年的峰峦沉入水底,成了“千岛”。当年的富春江——新安江也是风景极为宜人的,元朝黄公望所创历史名卷《富春山居图》就是截取其中一段绘就的,但我们是逃难,哪有观赏的兴致哟!

商山村是个有千年历史的古老村落,明人《初刻拍案惊奇》中叙述的吴大郎——“吴百万”就是这个村子的大财主。山村密集分布在新安江上游率水的一条支流蓝水河的东岸,西岸还有些零星分布的瓦砾堆,相传是被“太平军”烧了的,现存的村子南北绵延有一里多,有一条不算繁华、有些曲折的街道,星散分布着三家豆腐店,一爿肉铺,还有木匠铺、竹器店和铁匠铺,一个小邮局和剃头店,几间小杂货铺。但街面都是青石板铺就,连一些主要的小巷也是石板路面,下雨天不用踩泥。不光村内青石板路面四通八达,就是到附近的村落,如:闵口、临溪、汊口、雁塘、荪田、捂田等都有石板路面,在多雨季节里,也不用踩烂泥。

商山号称有千户烟灶,村里水井很多,传说有千眼之众,村内有完善的供水系统,是明渠,还有一套排水系统是暗渠,一般下雨天,地表不会积水。黛瓦粉墙,马头墙、高宅深院,砖雕木刻,众多明清建筑,村内屋宇连片,两进或三进式的典型徽派建筑则星散分布,从上村到下村约有二十来栋,期间夹杂些平房乃至少量的茅草屋,村内的空地多为菜园。村中央有个“小广场”名为“军田坦”

    三房——双连井

由上海大都市一下来到皖南的小山村,我们似乎很快就习惯了,主要是生活上没有了担惊受怕、忍饥挨饿,语言上毫无隔阂,风景秀美,田园风光与古老乡村的习俗新鲜感又深深地吸引了我们,感觉“好极了”。

我们刚到商山时,住在上村三房承志堂的里进,第二年在姑妈(汪筱玉)出嫁前搬到了双连井新屋(系从孙起孟家购得)。我倒是更怀念三房的老屋,那个三进深宅大院的后面有个大菜园,有一条从院外引进的潺流不息的石砌水渠,可以让水淌到菜园的各畦各垅,淘米、洗菜、洗衣也就在渠畔“小码头”进行,因是活水,有时也能抓个小鱼、小虾。污水则流入地下,汇入村内的暗渠系统。另外院内还有二口水井,水质更加干净,作饮用水源,夏天更是冰镇食物的好场所。三房的主要缺陷就是徽式老房子的通病:阳光较少射入,内宅比较阴沉、潮湿,尤其是黄梅季节。

双连井是新屋,虽也是三进,但只有中间一进是二层,层高较低,纵深较浅,显得明亮多了,门口的“双连井”则是商山村特有的“标志”。菜园里没有水渠,一切用水都要从门外的双连井中提汲。

到商山后,我家又增添了比我小九岁的复生弟和更小的余霞妹。

                  上小学

 

到商山没多久,我们兄妹都到商山小学上学了。商山小学虽是个创建于1908年的老学校(为休宁县南乡最早的小学,故称南先小学),毕竟是在山村,学生并不太多,特别是高年级,往往一班只有十来个学生。我是插班四年级,不久就与同学们打成了一片,主要得益于我们在家中历来就讲“休宁话“。与吴家瑾、程民忠、吴有珅、邵文宗、吴祖武、王博爱、汪琴仙、周起鸾、汪舜华、高婉香等是一个班。一个村子的同学比城市里的同学关系要亲密多了,村里同学实际都是邻居,接触的机会多,放学后在一起玩的时间也多。一个甲子过去,我们居然还有五、六个同班同学(几乎占了当时班上人数的一半)经常联系,让不少人羡慕不已,甚至感到“无法理解”,“太幸福了!”

  小学三年的生活眨眼就过去了,小学的学习细节已记忆不多,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是邵文宗用左手打算盘,当时算术老师责问他:“为何用左手打算盘?”回答是“长大后,我可以左手打算盘,右手记帐!”居然是一记“毛栗子”,还责骂:“我这么教你的吗?“这大概是留给我少有的负面印象了。

上中学

1947年,小学毕业后,我就到离家45里的县城念初中,我记得在入学考试时,录取两个班一百名,我名列第四,而且前四名都姓汪,多数是县城海阳小学的,我一个山村学生居然能考第四,也算略给商山小学争了“光”。解放后休宁县立初中并入万安的休中,一直在那儿读到高中毕业。

中学六年的主要要时间是在学校度过的,每学期最多回家二、三次,往返学校都是与“商山佬”结伴而行,寒暑假主要都在商山,届时就与屯中、隆阜女中的学友一起活动了,记得当时我们的头总是“范德权”,他的活动能力强,“鬼点子”多,每个假期总有些各种内容的活动,学生时代的回忆是快乐和幸福!

别 离 商 山

51年我妹寿姗在女中读初二时,突患急病,校方失误未及时送往屯溪医院,反而派人送回商山,我们均在校全然不知,母亲无奈,第二天又托乡亲抬往屯溪,结果却死在路上。是我们全家永远的悲痛。另外一个最小妹妹也因病不治身亡。

没多久时间接连走了两个女儿,对双亲打击太大,遂下定决心,将全家搬离商山,52年先迁杭州,然后又回到了上海。

我在52年帮忙将全家搬到杭州后,因为高中还有最后一年,不打算转学了,仍返回休宁,读完高中,毕业后于53年才正式离开了休宁,离开商山。

在商山的日子里,除自已村子和上中学的休宁县城和万安镇外,仅去过汊口姨母家、隆阜姑妈家。有时为了取回爸爸邮汇家中的零用钱,曾跟卖辣椒的乡亲们去过屯溪数次,52年为给全家迁移户口也曾去了趟五城。另外每年清明前后随家人去九山头扫墓几次。以上这些就是前后十年全部的活动天地!

 

中学生活

  1947年,我12虚岁,就到离家45里的休宁县城去读初中,开始了全寄宿生活,那时为何要到离家远的县立初中,而不到离家仅15里的屯溪中学?现在我已记不清是什么原因了,反正当时除女同学都去隆阜女中外,男同学都是分别去县中或屯中的,我去县中很可能因为哥哥已在那儿念了。

当年上学时还依稀记得每学期要交学费折合一石二斗米,另外伙食费也要一石二斗米,当开学时,是雇人挑着一同进校的。实际当时学校的伙食很差,多是白菜豆腐汤,油星都很少。从家到校,每次总要带些菜,为便于较长时间贮存,多为肉丁辣椒酱或梅干菜烧肉,装存竹筒里。因为离校实在太远,我们每学期最多回家二、三次,偶尔也托同学带过菜,改善伙食的机会并不多。

1949年3月当地解放后,下半年我们县中就并入五里外万安镇的休宁中学(由徽州中学改名),这是一所建立于1912年的古老完全中学,是当时徽州地区(今黄山市)少有的几所完全中学中的重要一所,因而同学中有不少歙县、黟县、祁门、绩溪和婺源的。其校舍、设施与师资均较县初中上了一个大台阶,特别是学校背后有座不高的亥山,上建一个小亭,山腰是学校的图书馆和科学馆,操场也很大,还有一个“风雨操场”,下雨天也可以上体育课。似乎食堂也好多了,不记得再要带菜到学校。  

抗战期间,1940年10月28日,日本人还派五架飞机专程来轰炸当处于大后方的徽州地区这所唯一的公立中学——皖南的最高学府,炸毁了图书馆和数间教室、宿舍,还炸死了一个同学。学校、师生和当地百姓都永远铭记这笔血债。

对照现在学生的沉重负担,似乎当年的中学生活,特别在休中的四年留给我的多是兴奋和有味,充满了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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